“太可怕了，”群中一人回复，然后问道，“SARS又回来了吗？”SARS是2002年在中国开始的疫情，最后导致近800人死亡。
午夜时分，中部城市武汉的卫生部门官员约谈了李文亮，追查他为什么要分享那个信息。三天后，武汉警方强迫他在一份《训诫书》上签字，《训诫书》称他的行为已构成“违法行为”。
这 次暴发的不是SARS，而是一种类似的疾病：这个由一种冠状病毒引发的疾病正在从武汉向外持续蔓延，已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并在中国造成至少304人死 亡，全球范围内的感染者已超过14380。（截至2月2日24时，中国死亡病例已达361例，全球感染者数量超过17353例——编注。）
政府最初处理这种流行病的做法使新型冠状病毒得以顽固地传播。在几个关键时刻，官员们选择了将保密和稳定置于公开应对这场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之上，以避免公众恐慌和政治尴尬。
从去年12月初疾病症状首次出现，到政府决定封城共有七周的时间。通过对20余名武汉居民、医生和政府官员的采访，以及基于政府通报和中国媒体的报道，我们还原了这至关重要的七周，直指延迟同心协力的公共卫生阻击战的决定。
在那几周里，当局对医生及其他人噤声，不让他们发出警告。当局淡化了新病毒给公众带来的危险，让这座城市的1100万居民不知道他们应该保护自己。当局关闭了一个被认为是病毒传播源头的海鲜市场，但告诉公众那是为了整治。
当局不愿将疫情公开，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动机，因为地方官员正在为今年1月召开的每年一次的省人大会议做准备。尽管病例不断增加，但官员们一再宣布，没有出现更多的感染病例。
公共卫生专家说，由于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向公众和医疗专业人士发出警告，中国政府失去了阻止这种疾病大范围暴发的几次最佳机会。
“这是一个不作为的问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中国的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延中说。“武汉当地卫生部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提醒人们认识这一威胁。”
第一个病例发生在12月初，具体日期不详，具体细节尚不清楚。到1月20日当局采取行动的时候，这种疾病已发展成一个难对付的威胁。
新冠病毒现在是一个全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已经引发了世界各地的旅行限制，令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并可能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带来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这场危机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或更长时间里搅乱习近平的议程，甚至会削弱他所展望的那种政治体制，即以安全与经济增长换取人民接受铁腕威权主义。
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李文亮发的信息被传到群外之后，当局的重点是控制有关疾病的传闻。警方通告说，他们正在调查八名散布谣言的人。
就在同一天，这些“谣言”迫使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有27人患上了不明原因肺炎。卫健委通报说，没有必要惊慌。
“该病可防可控，”通报说。
李文亮是一名眼科医生，遭训诫后，他正常工作。1月10日，他治疗了一名青光眼患者。他不知道该患者已感染了冠状病毒，可能是被她女儿感染的。患者母女后来都得了肺炎。李文亮也被感染。
防护服和消毒剂
12月下旬，在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销售猪肉制品的胡小虎（音）感觉出了问题。海鲜市场的工作人员中出现了持续发烧。没人知道原因，但胡先生说，有几个人已在医院隔离。
华 南海鲜市场位于城市一个较新的地区，占了一个街区的大部分，与此不协调的是，旁边有公寓楼和迎合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需求的商店。市场里拥挤的摊位出售肉 类、家禽和鱼类，以及一些更奇异的食物，包括活的爬行动物和野生动物，一些中国人把这些野味视为美食。据武汉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份报告，海鲜市场的卫生状况 很差，通风不好，潮湿的地上堆放着垃圾。
在医院里，医护人员感到困惑，这些集中发作的病毒性肺炎患者对常规治疗毫无反应。医护人员很快发现，许多病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
1月1日，警察和公共卫生官员来到该市场，将其关闭。新华社报道称，休市是为了整治。但那天早上来了很多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他们清洗摊位，喷洒消毒剂。
对公众来说，这是政府为控制疾病做出的第一个人们看得见的反应。前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国家疾控中心已向世界卫生组织驻北京办事处通报了疾病暴发。
武汉官员在他们的通报中表达了乐观的态度。他们暗示已经从源头上阻止了病毒。集中发作的疾病感染者有限。没有证据表明病毒有人传人的现象。
“在没有足够的数据时，表现出乐观和自信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策略，”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微生物和免疫学系从事研究教学的亚历山德拉·费兰(Alexandra Phelan)说。
“这让政府发布的信息站不住脚，”她补充道。“公共卫生依赖于公共信任。”
据负责公共卫生的机构武汉卫健委的一份报告，该市场关闭九天后，一名常年在华南市场采购货物的男子成为首名死于该病的人。61岁的曾姓患者已患有慢性肝病及腹部肿瘤，曾因高烧不退、呼吸衰竭在武汉普仁医院接受治疗。
当局在这名男子死后两天公布了有关信息。他们没提对了解疫情发展过程至关重要的一个细节。曾先生的妻子在他发病后的第五天也出现了症状。
她从来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寻找元凶的竞赛
在离华南海鲜市场大约30公里的地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正在分析从该市医院的病人身上采到的样本。这些科学家包括石正丽，她曾是追踪SARS病毒起源的团队成员之一。SARS病毒是2002年在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出现的。
就 在公众对这个病毒仍然一无所知的时候，她和同事们很快搞清楚了新疾病与SARS有关。新病毒与SARS病毒的基因组成暗示，它们有一个常见的初始宿主：蝙 蝠。SARS暴发始于一种从蝙蝠传到果子狸身上的冠状病毒，饲养和食用这种有点像猫的动物是合法的。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很可能有类似的传播路径——可能最 初出现在华南海鲜市场或其他类似市场的某个地方或前往这些市场的运货路上。
大约在同一时间，在政府还没有行动时，武汉的李文亮和其他一线医生们开始试图向同事和其他人发出警告。武汉市第五医院消化内科吕小红主任告诉《中国青年报》，她在12月25日之前就听说有医护人员疑似感染了这种疾病，比官方承认医护人员被感染早了整整三周。她没有公开说出自己的担忧，但私下警告了位于另一个市场附近的一所学校。
到1月的第一周时，第五医院的急诊室已经人满为患；病人包括同一个家族的成员，清楚地表明这种疾病正在通过人的接触传染，而政府那时还在说人传人的可能性不大。
吕小红说，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病会变得如此严重，等意识到时已经太晚了，已无法阻止疾病的暴发。
“我意识到，我们轻敌了，”她说。
病毒所的石正丽和同事在1月的第一周分离出了病毒株，并测出了基因序列。他们用的样本来自最初的七名患者，其中六人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商贩。
1月7日，病毒所的科学家们将这个病毒确定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并开始使用专业名词缩写2019-nCoV来指这个病毒。四天后，该研究小组在一个公共数据库中分享了这个病毒的基因序列，供各地的科学家使用。
这让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得以研究这种病毒，并迅速分享他们的结果。就在科学界迅速研发检测病毒的试剂盒时，政治领导人仍不愿采取行动。
“政治永远排在首要位置”
随着病毒在1月初开始传播，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却在大谈该市的未来医疗保健计划。
年初是中国的政治季节，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开一年一度的地方人大会议。人大是中共领导下的立法机构，负责讨论和赞扬政府的政策。这不是坏消息该出来的时候。
1月7日，周先旺在鲜红的国旗背景下，向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承诺建设一流的医学院，举办首届世界大健康博览会，以及建设一个面向医疗企业的现代化产业园。他和其他的省级或市级领导人一次也没有公开提病毒的暴发。
“讲政治永远排在首要位置，”湖北省省长王晓东1月17日引用习近平强调服从的话对官员们说。“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
在湖北两会召开期间，武汉市卫健委在每日发布的疾病情况通报中多次表示，没有新的感染病例，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也没有医务人员被感染。
“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一份后来在政府网站上提交给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投诉称。这位匿名作者说，他是武汉的一名医生，他描述了1月12日以来不寻常的胸部疾病激增的情况。
投诉称，官员们告诉武汉市一家顶级医院的医生，“不要在影像报告上使用病毒性肺炎这个词，”这份投诉现已被删除。人们大意了，“认为如果官方报道没事，那我们就是在夸大其词，”那名医生说。
甚至那些被感染的人也没有在意。
1月8日董广河（音）开始发烧，他的女儿说，当时他的家人并不担心。他在医院接受治疗后被送回家。10天后，董先生的妻子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新闻里一点没提这个病的严重程度，”女儿董明静（音）说。“我以为我爸得的是普通感冒。”
政府最大限度地限制公开信息的努力，不仅说服了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老百姓。
“如果未来几天没有新病例，疫情就结束了，”香港大学受人尊敬的传染病学教授管轶1月15日曾这样说。
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段时间里发布的情况报告呼应了中国官员让人放心的话。
但病毒已经扩散了。泰国于1月13日报告了中国境外的首例确诊病例。
处于困境的城市
第一批死者的出现，以及疾病传到国外的消息似乎引起了北京高层的注意。中央政府派现已半退休的著名流行病学家钟南山去武汉考察情况。钟南山曾在抗击SARS中起过重要作用。
他1月18日抵达武汉时，当地官员的语气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湖北省在那天召开的一个卫生工作会议上，呼吁医务工作者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当作头等大事。武汉协和医院的一份内部文件警告员工，这种冠状病毒可能通过唾液传播。
1月20日，在第一批症状扩散了一个多月后，持续增强的焦虑情绪在公众面前爆发了。钟南山在接受国家电视台的采访时说，毫无疑问，冠状病毒能通过人的接触传播。相当糟糕的是，一名患者已经感染了至少14名医务人员。
刚刚结束对缅甸国事访问的习近平首次就疫情发表了公开的简短指示。
只是在接到习近平的命令后，中国的官僚机构才迅速行动起来。那时的死亡人数是三人；在接下来的11天里，死亡人数会升到200以上。
武汉叫停了旅行社的团游。居民们开始戴上口罩。
此前曾对疫情可能会趋于稳定表示乐观的香港专家管轶现在表示担忧。他说，他去过武汉另一个食品市场，对那里的毫不在乎感到震惊。他告诉武汉市政府官员疫情“已经无法控制”后就走了。“我赶紧订了出城机票，”他对中国新闻媒体《财新》说。
两天后，武汉宣布封城，这个措施一定得到了北京的批准。
武汉的许多居民说，直到封城，他们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官员们一开始担心的大规模恐慌变成了现实，而之前的信息匮乏则加剧了这种恐慌。
在1月23日上午的出城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大批民众涌向机场和火车站逃离武汉。医院里挤满了急于想知道自己是否也被感染的人。
“我们工作时不戴口罩。那会把顾客吓跑，”来自湖北农村的女服务员于海燕（音）在讲起封城前几天的情况时说。“直到他们对武汉封城时，我才想，‘哦，这真的很严重，这不是什么普通的病毒。’”
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后来为延迟通报疫情的严重程度承担了责任，但他说，他受制于国家传染病防治法。该法律规定，省级政府只有在获得了中央政府的批准后才能披露疫情。“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他说。
官员们压制令人不安信息的本能反应现在似乎在减弱，各级官员们都在试图将政府的不作为归咎于其他部门。
随着这场危机的恶化，李文亮当初的努力不再被人视为鲁莽。最高人民法院社交媒体账户上的一篇评论批评了武汉警方调查散播谣言者的做法。
评论说，“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李文亮今年34岁，有一个孩子。他和妻子将在今年夏天迎来第二个孩子的出生。他在从被病毒感染中恢复，目前正在自己工作的医院里接受治疗。在一次通过短信的采访中，他说，他对警方对自己的处理感到愤愤不平。
“如果官员们早点披露有关疫情的信息，我觉得情况会好得多。应该有更多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