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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明清朝廷对中西交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性的，并没有完全关上中国的大门，用“闭关”加以概括不符合历史实际。“限关”是自主行为，其动机是维护国土安全、文化安全，是面对外部袭扰，特别是面对西方殖民侵略威胁时，采取的防御性自我保护策略。因此，我们认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的是“自主限关”的对外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开放范围多大，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国内外一些学者简单地斥其为“落后”、责其为“野蛮”，甚至认为违反所谓“国际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a22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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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限关”政策具有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的意图，无论是形成还是发展，都有其历史合理性。最新研究表明，“自主限关”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外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互鉴。明代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伴随明廷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不断调整，朝贡贸易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a22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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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朝贡给赐贸易。“正贡”与赏赐实际上相当于中外礼品交换。明太祖诏敕中屡屡表达“薄来而情厚则可，若其厚来而情薄，是为不可”的思想。这种交换的政治外交意义远重于经济贸易利益，因其贸易份额在整个贸易体系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乃至有学者认为这不能算是真正的贸易。《明会典》详细记载了25国始贡时间及其贡品，另有须文达那、拂菻、览邦等38国未记载具体贡品，合计63国。各国贡品以本国土特产品、珍奇为主，明朝的给赐则以丝绸、钞币为大宗。a22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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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朝贡贸易中附带物品交易。除了贡赐品交换之外，还有各国使团成员（包括附搭来华的商人）附带物品的交易，明廷称为“附至番货”或“附搭货物”。这种“正贡”之外的商品交易，在朝贡贸易中占有相当大比重。明廷对此类贸易一般采取“关给钞锭，酬其价值”的办法，分别于京师会同馆、市舶司所在地及沿路进行贸易，具体贸易地点因国而异。a22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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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遣使出洋直接贸易。这类贸易以郑和下西洋为典型，实际也是最能体现官方国际贸易体制的类型。七下西洋客观上也是国家权力介入区域合作的表现，郑和下西洋贯通了海陆丝绸之路，推动南海至印度洋的贸易达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度。a22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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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民间互市贸易。这是以往研究常常忽略的官方管理下的民间对外贸易。朝贡贸易本身包含一定的民间私人对外贸易。明人王圻曾言：“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互市。”这意味着朝贡贸易本身具有互市贸易内容。a22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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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末高宇泰《敬止录·贡市考》引述永乐《鄞县志》中的外国物品清单为中心，通过对宋元明时期在宁波的贸易物品、仓储规模和市舶司及其行人设置方面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明初对外贸易远盛于宋元之时。明代对外贸易的特点在于有贡就有市，如日本国“正贡”的物品仅见20种，随带贸易的物品则多达248种。这种巨大差异提醒人们注意：朝贡贸易中作为礼品交换的物品只占极小部分，绝大多数是作为商品来交易的。进一步说，当时的国际贸易具有集区域各国重要资源交换的特点（开展贸易的各国统治者本身就是本国资源最大的控制者）。当时在宁波市舶司设有100个行人（即牙人），可见在国际合作机制下国际贸易的繁盛景象。a22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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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经济贸易往来之频繁，在贸易规模、出口商品与白银和其他海外商品的涌入方面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从数据上看，明清中国海上贸易规模总体上持续增长。1685—1757年，西方来华商船312艘，而乾隆帝实行“一口通商”后的1758—1838年，前来广州贸易的商船达5107艘，是之前的16倍多。可知从康熙至乾隆时期的100余年间，海外贸易量有大幅度提高，“一口通商”并没有成为西方商船进入中国的阻碍。一些人认为中国人对海外贸易的态度是消极保守的观点也不能成立。以18世纪60年代广州贸易的数据为例，中国帆船运输货物量占广州贸易总数的25%，比运量最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仅低2%，表明中国帆船运载的货物在广州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关税增长也是贸易量增长的重要体现，据粤海关统计，18世纪30年代到18世纪末平均每年税银不过5万两左右，而19世纪初则达到每年100多万两。道光八年（1828）至十七年间，关税收入更高达1500多万两。显然，在自主限关期间，中外贸易呈稳定增长态势。a22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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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品出口情况看，明清时期中国织品、瓷器、茶叶等大量外销。17世纪下半叶，丝织品（包括生丝、丝绸等）和瓷器仍是最受欧美各国青睐的中国商品，这两种物品原是只供上流社会使用的奢侈品，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比如，中美洲热带地区的居民已经开始穿着丝绸制品；又如，仅荷兰商船在17世纪就输出了1500万件中国瓷器。进入18世纪，欧洲贵族阶层仍然以拥有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为荣，他们往往在客厅中布置“中国角”，以展示自己的珍藏。18世纪20年代，茶叶开始取代丝织品，在此后很长时期内，成为占据首位的出口商品。a22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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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明清时期白银与其他海外商品的涌入，也可反映海外贸易的繁荣。明中叶以后，日本和美洲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清前期，白银流入的趋势仍在继续。据统计，1700—1830年间，中国进口白银价值9000万—1亿英镑。之所以有巨额白银流入，原因之一是西方国家本身没有多少能够吸引中国消费者的商品，他们所看重的商品，如英国的绒料在中国没有很大的销量，因为当时中国人没有穿着西服的习惯，绒制品价格又高，远不如土布实用。由于没有吸引中国人购买的商品，而作为“新世界”的美洲又盛产白银，他们就只能装载大量白银来华贸易。康熙时期来华英国船的银—货比价经常为2∶1，雍正年间更高达9∶1。白银之外，西方商船也运来胡椒、檀香、毛皮等商品，其中大部分产自东南亚。对清朝上流社会而言，钟表、火枪等西方产品更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明后期引入的番薯、玉米、烟草等美洲农作物，在清前期得到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西洋番舶虽然较少直接贩卖这些商品，但不能不说这些美洲作物在中国的普及，也是海外贸易促成的结果。a22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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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交流在明清时期持续发展，中学在西传，西学在东渐。一方面，从晚明到清中前期，中国文化在西方使节、商人、传教士的笔端，在一些欧洲精英眼中，成为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典范，备受推崇，18世纪的欧洲一度形成“中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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